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丑陋的日本人
日期: [2008-9-30]   

 

   日本人的国际感很贫乏;对白种人极端自卑,而对黄种的亚洲人虚张声势:总是缺乏一种非常客观的对外理解;在世界各民族里,日本民族是最排外的民族之一。

    政治上,日本特别崇拜美国,把美国当成老祖宗,是穿美国裤衩的猴子;心理上,日本可以说是当今美国的附属国、殖民地。

    日本不具备统治异民族的帝国能力,永远称霸不了世界,也成不了美国、中国那样的世界性大国。

    战后的日本,尤其近十几年经济滑坡,变成了一个最老化又最幼稚的民族;肉体在长进,精神却己萎缩;年轻人没有人生目标,没有理想;上代和下代文化间严重断裂;学校和家庭教育已然崩溃,道德文明开始衰死。汉语会成为日本的第二语言,而中国会对日本有越来越大的影响;日本人口在急剧减少,而中国人的数量在迅速增加,或许在200年、300年之后,日本会变得更加中国化;中日关系将更加突出,也愈来愈重要。

内容简介

    本书是针对当代日本人、日本问题的思考、批判和解读。

    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,以客观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,向读者展示了日本的种种阴暗面、不足和问题,涉及国家、民族、社会和个人等各个层次。同时,他从文化、历史、地理、民族性、国际关系等方面,挖掘了这一切“丑陋”背后的深层症结所在,进而对日本的未来提出希望和建议。

    对中国读者而言,本书展现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日本。它是一部极富深度和力度的跨文化研究著作,有助于更近距离认识日本、研究日本和了解日本。本书2007年已在日本出版。

    作者简介

    金文学,比较文化学家、作家、文明批评家,是世界上专、攻中、日、韩三国文化比较的最知名学者之一。1962年生于中国沈阳。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大外文系日本文学专业。1991年以亚洲第一名的成绩获“新岛奖学金”赴日留学。1994年获文学硕±后,攻读博士课程。2001年博士后期课程毕业。现任教于日本数所大学。

    迄今为止,其图书著作有50余种,最具代表性的有《东亚三国志》(日/韩/中文)、《中国的性文化》(日/韩文)、《瞧,这三国人》(中/日,韩文)、《日本文化之谜》(韩文)、《丑陋的韩国人》(中/日/韩文)、《中国人、日本人、韩国入》(中/日篇文)、《丑陋的日本人》(日文)等等。其作品畅销东亚及欧美,总销量已超过200万册。另有学术论文、评论、散文、小说、诗歌等数百篇。以中、日、韩三种语言写作和演讲,被誉为“国际派鬼才”。

    第一章 他们的形象

    一种癫狂式的病态

    当我们在讨论如何认识,如何理解当今日本人这一课题的时候,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两个最大的前提,这就是“战后”与“战败”。可以说,日本人的投降与战后生活,是从美国扔下的两颗原子弹的恐惧中开始的。这也使日本人在历史上首次品尝到了战败的痛苦。迫于GHQ的压力,天皇发表了《人间宣、言》。像这样亘古未有,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,在美军的占领下一件件地都发生了。

    说起来,自明治维新以来,日本人就一直有着热衷于“日本人论”的传统。于是,战后,在GHQ否定日本传统文化,占领统制异常严酷的环境当中,关于日本人、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的身份认同感的问题,便成为事关日本重生的全民课题。这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。

    然而,不幸的是,战后的“日本人论”却不得不在这种悲惨的战败废墟中萌芽生根。

    就像是落在日本头上的那两颗拥有巨大魔力的原子弹一样,“日本人论”也正是在两种外部压力的因素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。其中之一就是外部(外国、西方)的因素,另外一个是由外部注入进来的压力因素。

    日本人是谁?什么是日本文化?什么是日本人的身份认同感?日本人有怎样的民族性与国民性?

 长期以来,日本人一直在苦苦追寻着这些问题的答案。在众多的“日本人论”当中,相比起自己人的评论,日本人更喜欢外国人,尤其是西方人所做的评论,无论这些评论是褒是贬,是肯定抑或是否定。

    有人评论说,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喜欢谈论民族性的国家,这几乎都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了,以至于探讨民族性本身也成为了日本人新的民族性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滑稽的讽刺。

    明治以后到战前,尤其是战后,在自我否定和自虐式的风潮中,外国人、欧美人炮制出了大量的关于日本人的论述。而与此同时,这些论述受到日本人的极大欢迎,并且逐渐呈现出泛滥之势。

    按照外国的说法,在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当中,有一条就是虚心接受外来事物。这一性格经过外国人的评论,已经被人们当作日本人的标准形象而受到顶礼膜拜,甚至发展到了用来概括整个日本社会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地步。

    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。所有的这些,倒不如说成是,战后以来一直在失败的阴影中饱受挫折感煎熬的日本人,从欧美人的“日本人论”中享受到的一种快感与安心。这种所谓的“日本人论”,已经作为一种用来满足挫折感、自虐式疯癫与自狂自傲的日本病固定了下来。

    日本人一边享受着欧美人给予的诱饵——“日本人论”,一边开始努力地描绘自己的肖像画。然而,最终结果却只可能是一副歪曲的自画像。

    笔者认为,欧美人的所谓“日本人论”、“日本民族性论”,对日本人来说,可以总结为5种类型,即:①奇闻逸事型;②轻蔑鄙视型;③先入为主型;④赞扬褒励型;⑤欺骗诱惑型。

    经过这5种类型化的过程,战后日本人完全沉溺于西方人的魔法当中,丧失了自身的身份认同感,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民族的“日本型自虐人格”。

  《菊与刀》的典型歪曲

    《菊与刀》是战后美军占领期间诞生的名著,其享誉甚高。不过,令人遗憾的是,这本书可以说是欧美人攒造歪曲的“日本人论”的典型。

    这本由美国著名女性文化人类学家露丝?本尼迪克特(Ruth Benedict)所著的书,1946年刚一出版,就博得了公众的极大关注,至今已出版销售超过百万册,成为长盛不衰的畅销书。单从这一点看,就足见其影响力之巨大。

    有人评价说,这是日本历史上由外国人撰写的有关“日本人论”的最权威、最全面的作品。这本书在战后,作为“经典名著”,得以广泛流传,不仅对日本,而且对世界各地的“日本人论”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就连在中国,这个曾经将日本文化当作二流文化而鄙视的国家,《菊与刀》也作为研究者和知识分子认识日本的最高范本而备受推崇。

    在战后开始不久,陷于沉重的战败阴影中的日本人认为,比起我们日本人是谁,找到诸如日本人该怎样,为何会挑起战争却又吞下败北苦果的“依据”更为必要。由是,日本人便开始迫切地寻求着外部关于这种“依据”的论证。

    但是,今天,当我们重读一下《菊与刀》便可以发现,这本书不用说在学术层面了,即使是在一般意义上,其中的谬误也随处可见。

    首先,本尼迪克特在日本学研究方面并非专业。她非但从来没有学过日语,就是在日本史方面也缺乏正确的修养与知识。从她的书中,可以找出很多资料分析上的错误。其次,由于缺乏历史知识,她把明治以前与当时的日本人的民族性混为一谈,认为这些就是日本国民性的一般特征。

    “八纮一宇”是明治以前日本国学界的一种理想,只不过后来被当时的军部利用了而已。而她便以此断言日本人好战。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。

    她错误的认为“义理人情”是日本人所独有的行为方式。而实际上,这类现象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是共通的。

    其次,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,最重要的就是田野调查(现场调查访问),但是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涉及过。她的调查仅仅是以战前西方人写的日本见闻、旅行记为中心,再加上对旅美第一代日本人的访谈,仅此而已。因此,严格意义上说,就连她这种研究态度、研究方法都值得怀疑。虽然她是一个专业的文化人类学家,但是就日本学研究来讲,我们只能说她是不够资格的。

    再者,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写作这本书的缘由与目的。实际上,这本书是美军制定对日作战、占领政策的重要文献来源。本尼迪克特是1944年受美国情报机关的委托,而开始此书的写作。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研究假定日本战败,日本人会怎样对待美国的占领政策,再者就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美国式的改造,进而如何支配日本。这种“日本人论”完全是作为高明的政治手段——洗脑的一个环节而产生的。

    本尼迪克特利用权威学者的有利条件,塑造出了具有“耻感文化”、“矛盾性格,容易失控”等特点的日本人形象。然而,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是与客观现实极端背离的“怪论”。

    引人注目的“耻感文化”,是与西方的“罪感文化”比较而得出的结论。本尼迪克特认为,日本人在道德和精神上,对自己所发动的战争,以及对战败会觉得“耻”。

    最后,她还从宿命论的角度,认为日本人“容易暴怒”的性格,必然会走向战争,即将日本人发动战争的原因归结为这种好战的性格。但是,对于最为关键的历史及世界形势,她却几乎没有做比较分析。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对学者来说就是不正常的,更何况其背后还有明显为政治服务的嫌疑。

    这就是一流学者所犯下的“罪”。

    本尼迪克特作为权威的文化人类学者,虽然其高唱着“文化相对主义”,但很明显的是,她从一开始就对日本人、日本文化的特性抱有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先见之念。这种观念来源于日本人是有色人种,日本人比西方人落后,比西方人低劣的偏见。

    关于这一点,前些年去世的美国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代表学者克利福德?格尔茨(Clifford Geertz)在其著作《文化的解读》中已经给出论述。

    格尔茨评价说,《菊与刀》即使是在本尼迪克特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内,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作品。他指出:“本尼迪克特作品具有伟大的独创性(这自不待言,是由战争中其情报宣传活动的任务决定的),以及一种就连很多对此书持强烈批判观点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力量。原因就在于,她并不是通过缓解日本人与我们之间,即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世界的人之间观念上的差异,而恰恰相反,她是要通过强调这种差异来试图揭开日本与日本人之谜。在这本书中,她将我们所熟知的文化与我们想像不到的未知文化进行对比,并且使这种对比达到了顶点。”

    格尔茨毫不姑息地指出,就好像美洲印第安人与美拉尼西亚人的相遇,是为完全迥异的民族之间的遭遇做的准备活动一样,《菊与刀》通过不断想像别人是如何如何与我们不同,对差异进行了极端的比较。

   格尔茨还说,作为文化人类学家,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是个极端特殊的例子,是与人类学的研究相左的。他批判道,本尼迪克特是通过设立一种对立图式,即我们与他们,在要么完全相信、要么彻底怀疑的二者选一的主旨指导下,从大杂烩般的信息中(由传说、电影、对政治避难的日本人及俘虏的采访、学术著作、报纸报道、广播、古文书类、小说、议会演说、军队的机密情报构成)进行筛选,而不是通过调查得出结论。这就有点像聋子,先通过对超乎人类想像的对象进行想像,之后便得出诸如“是有些奇怪”的结论,并且还依靠想像对业已存在的问题展开论述。

    格尔茨对《菊与刀》的特点做了如下结论性的分析。

    因为这本书中所涉及到的思想与政治的关系(因为写的时候是在战争中及战争结束不久,可以称之为“思想与政治的关系”),本尼迪克特认为,有必要将自己的著作从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水平提高到学术的高度。这种做法不是人类学家该做的事,而是由心理学者、宣传活动分析家、谍报专家、计划制定者共同承担的事。换句话说,“这些人就是穿着军装的学者集团”。格尔茨对本尼迪克特以及其周围的人这样讽刺道。

    日本人的肖像

    战后,日本人在经济上取得了奇迹般的进步,实现了跨人大国行列的夙愿。但尽人皆知的是,与经济力相对,日本人的精神力、身份认同感却在消失堕落。

    所谓身份认同感,一言以蔽之,是指一个民族或一国国民在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上的归属意识。在日本,也表现为日本人所深信的“日本人论”。

    以笔者旅日17年来的研究及经历来看,再也找不到比日本人更在意“自我探究”、“自我确认”、“别人怎么看待自己”、“自己是什么形象”之类问题的国民了。

    这是何故呢?笔者推测,这大概来源于身份认同感自身的不健全以及这种认同感的丧失。其中,首先必须注意到的是日本人对自我的认识,即对自我形象的感知,主要是通过“日本人论”这种具体的东西得以实现的。

    说到描绘日本人的肖像画,“猴子学人”当中的“猴子”是一个重要的命题。

   日本人真的看起来像猴子吗?为什么会被叫做猴子呢?或者说,如今,又有几个日本人能对此产生疑问,并进行认真思考呢?在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,依然还是离不开西方的视线。

   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描绘日本人开化姿态的并不是日本人自己,而是西方人。这可以说是绘画中的“日本人论”。

    法国画家比哥(Georges Bigot)(1860—1927)画的素描图尤其著名。一对夫妇模样的人穿着西装站在镜子前,欣赏着自己的容貌。令人印象最深刻的,要数男人傲慢自大的样子了。对此,比哥在男人的头上的部分用汉字“名磨行”对其进行了讽刺。而最令人称奇的是,镜中的男女竟然都是猴子脸。

    为什么都到了21世纪,笔者还要再次提起这幅上世纪的稀奇绘画呢?原因就在于,这幅日本人的肖像画中隐藏着日本人的普遍形象之谜。

    似乎是为了配合比哥的讽刺图,同为法国人的皮埃尔?洛蒂(Pierre Loti)在其著作《秋天的日本》中的《江户的舞会》一文中,写下了如下辛辣的评论:“太耀眼,太妖艳。这些无数的穿着盛装的日本绅士、大臣、提督和各地官吏们。不知为何,他们总会让我想起某位曾经以追逐潮流而著称的将军。另外,即便是对我们自己来说,燕尾服这种东西也都是俗到极点的,为何他们会穿在身上?况且,他们体型根本就不合适穿这种衣服。我不知道为什么,只是觉得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像猴子。”

   称“觉得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像猴子”的皮埃尔?洛蒂的描述与比哥的绘画相互配套,长期流传直至今日。于是,这种“日本人是像猴子一样的民族”的观念,便在世界范围内随之固定下来。

    就像信念信仰拥有强大的力量一样,这种“日本人一猴子”的形象妨碍了人们客观公正地解日本人。不仅如此,从明治到大正再到昭和,直到现在的平成,“日本人一猴子”一直作为日本人的形象而存在。

    仔细考虑一下便可明白,西方之所以会产生这种“猴子说”,并不仅仅是针对当事的日本人的批判,而且是针对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东方人的一种极端鄙视。这和《菊与刀》在根底里流露出来的西方文化优越,而东方文化低劣的潜意识是一致的。

    将猴子作为日本人的形象使之流传世界,无疑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西方人对最早开始要模仿西方,要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东方国家日本的恐惧心理。因为西方人对当时仍然落后的中国和朝鲜,很少使用“猴子”这种表达方式。

    所谓模仿,公平地说,就是以谦虚的态度学习外来文化、文明与制度。就像这个词语的语源是一样,日本人的学习精神早已成为世界人民学习的榜样。

    实际上,无论是讥笑过日本人为猴子的西方人,还是中国人或韩国人,在文明、文化、制度甚至是日用品层面上,都曾经向自己以外的国家学习过。过去也好,现在也好,将来也好,这种学习和模仿会永远持续下去。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学习的历史。

    单单将日本讽刺讥笑为猴子,是非常不合理和不公平的,这妨碍了人们对日本的理解,其负面效果非常严重。

    这种负面形象是由西方人创造出来的,满足了西方人的快感。然而,同时,日本人自身也被这种形象所困。其结果是,自明治维新开始,经过战后,日本人在心底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了“我们像猴子一样丑陋”这样的自卑感。

    当被外国人这么评论后,日本人就因为自身的性格而觉得确实如他们所说,予以全盘接受。日本人的悲剧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,即很容易就陷人到了对西方的自卑当中去。

    1911年(明治44年)著名诗人高村光太郎在其诗《坠饰之国》中,生动描写了日本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自卑感。

      ……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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